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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基于政府投資引導民間投資的實證分析
時間:2019年04月12日????作者:王婧

刊于《經濟學家》  

摘要:本文在探討我國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不同作用的基礎上,用總投資模型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在八個產業領域的投資狀況,得出:在農業、房地產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環保產業四個產業領域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不同程度的“擠進”效應;在制造業、煤炭業、教育和金融業,政府投資則對民間投資產生不同程度的“擠出”效應;據此,提出了今后,我國應該如何借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東風,調整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導向作用,來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政府投資;民間投資;產業結構;總投資模型

一、    引言

2016年,世界經濟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劇、歐元區政治經濟困局等復雜事件影響,復蘇緩慢且不均衡,發達國家增長動力普遍不足,創新受阻,處于低增長陷阱中。在如此嚴峻的外部環境下,我國經濟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呈現出“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的總體特征。全年GDP實際增速為6.7%,實現了十三五建設的良好開局,經濟發展呈現諸多亮點。2017年我國將召開中共十九大,如何繼續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實“三去一降一補”的建設任務?如何在2020年圓滿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是今后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核心問題。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深入了解我國經濟發展的規律。縱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功不可沒。按資金來源的性質分類,投資主要包括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三大類,其中政府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對調節我國的社會投資結構具有重要作用。民間投資則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政府投資相互配合協調,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1  1979--2015年政府投資、民間投資的規模(億元)

數據來源:Wind資訊。

2  1979--2015年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

數據來源:Wind資訊。

3  1979--2015年我國民間投資和GDP增長率的變動趨勢

數據來源:Wind資訊。

從圖1、圖2可看出,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的投資主體逐漸多元化,民間投資所占份額不斷上升,政府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卻呈下降趨勢。說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的逐步確立,政府投資也不斷向市場讓渡,使得民間投資得到了極大的“松綁”,伴隨著政策環境的極大改善,民間投資實現了質的飛越,已經逐漸成為我國社會投資的主體力量。

但是,從圖3不難看出,我國民間投資的增長率呈周期性波動,且波動趨勢與宏觀經濟的增長率基本一致,只是波幅大些。當經濟增長率上升時,民間投資增長率隨之更大幅度地上升;當經濟增長率下降時,民間投資增長率隨之更大幅度地下降,說明我國的民間投資還不夠成熟,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在探討我國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不同作用的基礎上,重點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在主要產業領域的投資狀況,并結合在不同行業中,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的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影響,得出我國現階段,關于如何調整政府投資、民間投資的投資導向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的政策建議。   

 

二、    相關文獻綜述

近五年,國內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方面的研究比較多,主要包括以下幾類觀點:有的學者認為要充分重視、發揮市場的作用;王君、周振(2016)指出,當前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力重塑市場激勵,以改革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完善,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劉志彪2015)也認為要加速推進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就必須改變過去那種用扭曲要素價格方式創造人為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從物資資本為重心轉向以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技術資本為重心,建設統一市場,調整舊常態中產業政策的發展方式,消除公平競爭的制度障礙。也有學者從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產業升級的角度進行分析,劉冰等(2012)從全球價值鏈背后隱含的全球技術鏈出發,剖析基于全球技術鏈下的產業升級的路徑和方式,并就中國的產業升級問題提出政策建議。

在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方面:鈔小靜,任保平(2008)用我國1978-2005年間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及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建立Hicks經濟周期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短期內政府資本的產出彈性明顯高于民間資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長期來看,政府資本對經濟增長的產出彈性為負,而民間資本產出彈性為較大正值,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陳時興(2012)用我國1980年至2010年政府投資、民間投資、收入、稅收等數據,利用IS-LM模型研究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之間擠出效應、激勵效應的關系,研究表明,我國政府投資規模擴大對民間投資存在部分激勵效應,也存在部分擠出效應,但從總體上看,累積擠出效應并不存在。陳星(2012)通過回顧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的不同方式,以及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提出要利用資本市場帶動民間投資,通過建設中小企業投資信息網絡平臺等方式,避免民間投資的盲目性,提高投資效益。

國外關于政府投資、民間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文章,大部分是通過構建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和DSGE模型,比較有代表性的有:Chuanglian Chen等(2016)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分析最優政府投資和最優政府債務的規模和比例,通過對家庭行為、企業行為、政府行為和均衡狀態的演化推導,得出要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實現投資結構的最優化,不能直接地擴大或壓縮政府投資規模,而是應當在投資總量穩定增長的前提下,通過不斷調節政府投資增速、區域和產業結構等來實現。Tsun Se CheongYanrui Wu2014)則通過構建我國30個省市的經濟增長模型,將樣本分成東、中、西部三大區域,運用GMM估計進行回歸分析,得出我國三大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地區差異性,并利用區位經濟、產業升級與網絡價值的三維演進模型分析制度對均衡演進的關鍵性作用。

筆者通過查閱文獻發現,以往研究對政府投資、民間投資之間擠入擠出關系的分析較多,而將政府投資、民間投資與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的研究思路則比較少見。除了研究角度較新穎外,本文重點是結合當前我國經濟建設所處的新舊動能連續轉換、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結合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偉大進程,探討如何通過投資來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創新:研究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建議時,選取農業、制造業、房地產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煤炭業、教育、環保產業、金融業八個行業,通過構造修正的總投資函數,考察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進、擠出效應,得出當前有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建議;最后,文中所用數據均更新至當前可查的最新時點,數據來源于Wind資訊和知網的年鑒數據庫。

 

三、    政府投資、民間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

首先分析政府投資、民間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動關系,這里用1979-2015年我國政府投資、民間投資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時間序列數據,為了提高計量檢驗的穩健性,對相關變量的原始數據進行必要調整。對政府投資G、民間投資P1990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滑;國內生產總值ZGDP平減指數做處理。原始數據均來自Wind資訊。

(一)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健性,使用ADF方法對變量GPGPZ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其中,GP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交互項。利用Eviews8.0軟件計算,檢驗結果見表1。從表1可看出,變量GPGPZ都是非平穩的,均為I2)過程。

1 變量GPGPZ平穩性檢驗結果

變量

G

P

GP

Z

ADF檢驗

3.1466

1.1117

2.7243

-0.6149

1.0000

0.9966

(0.9976)

(0.9992)

1%的顯著性水平

-4.2350

-3.6793

-2.6501

-4.2436

 

5%的顯著性水平

-3.5403

-2.9678

-1.9534

-3.5443

 

10%的顯著性水平

-3.2024

-2.6230

-1.6098

-3.2047

變量

DG

DP

DGP

DZ

ADF檢驗

-4.2090

-1.7292

-3.3304

-2.4977

(0.0109)

(0.0793)

(0.0835)

(0.3272)

1%的顯著性水平

-4.2436

-2.6569

 

-4.3561

-4.2436

 

5%的顯著性水平

-3.5443

-1.9544

 

-3.5950

-3.5442

 

10%的顯著性水平

-3.2047

-1.6093

-3.2335

-3.2047

變量

D2G

D2P

D2GP

D2Z

ADF檢驗

-3.1838

-10.1707

-6.2002

-6.4977

(0.0027)

(0.0000)

(0.0003)

(0.0007)

1%的顯著性水平

-2.6607

-4.2529

 

-4.3561

-4.2436

 

5%的顯著性水平

-1.9550

-3.5485

 

-3.5950

-3.5442

 

10%的顯著性水平

-1.6091

-3.2071

-3.2335

-3.2047

 

注:D表示一階差分,D2表示二階差分。

 

(二)協整檢驗

由于變量GPGPZ是同階非平穩的,可以運用協整檢驗來考察它們之間的長期因果關系。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表明,變量GPGPZ之間存在唯一一個協整關系。

2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零假設

特征值

跡統計量

5%臨界值

P

不存在協整關系

0.0215

188.4950

142.9134

0.0000

至少存在1個協整關系

0.0132

86.7962

95.6705

0.0004

至少存在2個協整關系

0.0104

45.0897

15.9924

0.0862

至少存在3個協整關系

0.0051

3.3524

1.4525

0.1903

 

長期均衡方程:Z=2.524G+1.006P-0.152GP    1

                             10.004)(20.783)(9.431

       (0.000) (0.003)(0.000

                               R2=0.968    DW=1.5926  

1)式的協整方程反映了我國政府投資、民間投資以及兩者間相互作用對經濟的長期動態影響,三個解釋變量的系數分別為2.5241.006-0.152,表明在長期,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我國經濟的貢獻率存在差異性。政府投資對經濟的直接貢獻比較大,且是十分顯著的。

(三)誤差修正模型

為考察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短期因果關系,接下來構建一個誤差修正模型,來彌補長期分析中的不足。得到修正方程如下:

        2

從(2)式可看出,誤差項的系數為,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證實各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2)式還表明,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顯著差異性。政府投資變量的第1期和第2期系數估計值分別為,表明政府投資每增加1%,經濟變量將增加%%。但在第3期,系數估計值變成,說明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短期內。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也有促進作用,三期對應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可以看出民間投資在前兩期的系數估計值的絕對值小于政府投資,但是第三期仍為較大正值,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長期。其原因可能包括:實證研究的時間跨度為1979-2015年,其中相當長的時間內,政府投資的相對規模大于民間投資的相對規模,這樣,政府投資的短期經濟效應自然也要強于民間投資。但是,盡管民間投資的短期經濟效應弱于政府投資,但其長期經濟效應還是要遠遠強于政府投資。另外還可看到,從第1期至第3期,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相關性對經濟變量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1%。這說明政府投資可能通過“擠進”民間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但其“擠進”的效應卻越來越小。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投資只在有限時期內對經濟有刺激作用,具有不可持續性;在長期中,政府投資對經濟的作用主要通過直接或間接地帶動民間投資,進而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促進經濟發展。民間投資不管是在短期內還是在長期中,均對經濟有顯著貢獻,其短期貢獻率雖然低于政府投資,但是長期貢獻率遠遠高于政府投資。

 

四、    分行業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實證研究

接下來,在(2)式分析結果的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對經濟的不同行業領域的不同作用,這里確定農業、制造業、房地產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煤炭業、教育、環保產業、金融業八個行業為目標領域,通過考察近年來,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對這些行業的不同激勵作用,對今后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如何協調配合,來促進這些行業的更好發展提出政策建議。    

(一) 數據來源與處理

選取樣本區間為1979-2015,各個領域的投資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對應項目指標,個別年份的數據來自Wind資訊。變量E對應數據為人均實際GDP,用GDP平減指數進行調整,并對四個變量數據進行對數變換。此外,對于個別年份缺失的數據,采用均值插補的方法近似度量;對于個別數據異常點,根據經驗適當調整值的大小,以部分消除它對模型回歸一致性的負面影響。

(二) 計量模型設定[1]

假定我國t時期的總投資包括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首先來表示民間投資的動態調整過程,令表示實際的私人資本存量,表示均衡狀態下的私人資本存量,則有:

                                   3

另外,民間投資形成實際私人資本存量,兩者之間存在積累關系,令表示折舊率,則有:

                                        4

根據(3)和(4)式可得:

                          5

該式為典型的分布滯后形式,對其進行廣義差分,變為如下形式:

                         6

由于政府投資從投入到形成存在一定的時滯,進一步假設t期的政府投資不僅取決于當期的實際投資額,還依賴于過去的投資額,所以,真實的政府投資可以表示成當期和鄰近各期政府實際投資額的線性組合。此外,政府進行投資大多是為了穩定總投資,熨平經濟波動,故而假定政府的投資決策會依據過去一期總投資的變化情況而調整。令為實際的政府投資額,為調整因子,p為滯后階數,那么有:

                       7

結合(6)和(7)式,可得總投資函數為:

                             8

這里選取C-D生產函數。在最優增長路徑下,資本存量由資本的邊際產出和邊際成本決定。由于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資本投資利潤為零,所以最優資本存量的邊際產出等于利率。由于我國金融市場不成熟,投資行為不受利率約束,所以最優私人資本存量只由產出決定。

則(8)式變為:

                                                         9

利用經驗法,將式中的滯后期數P確定為2,總投資模型變為:

                                                         10

其中。令,則E的值代表著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影響:如果E1,表明政府投資每增加1單位,社會總投資的增加額大于1單位,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擠進效應”,擠進的民間投資額為(E-1);如果E,表明增加1單位的政府投資,總投資相應增加小于1單位,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擠出的民間投資額為(1-E);如果E=1,表明政府投資每增加1單位,就變成1單位的總投資,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不相關。

(三)回歸結果分析

基于上述回歸方程,對六個目標領域分別進行估計。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序列自相關,我們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估計。而且,根據逐步回歸法的思想,反復調整解釋變量的個數,直到所有變量系數都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止。

3 八個總回歸模型的回歸結果

領域

系數

E

Wald檢驗p

結論

農業

1.844**

(0.152)

-1.887*

(0.004)

1.414**

(0.138)

1.104**

(0.019)

0.224**

(0.144)

2.699

 

0.000

擠進

制造業

2.304***

(0.054)

-2.009**

(1.251)

2.844**

(0.045)

0.044**

(0.172)

-2.841***

(0.152)

0.342

 

0.000

擠出

房地產業

3.041**

(0.158)

-2.403**

(0.724)

2.174***

(0.151)

2.834**

(0.084)

1.844**

(0.003)

7.490

 

0.001

擠進

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

2.812*

(0.154)

-1.842**

(0.924)

1.134**

(0.157)

0.814**

(0.334)

-1.046***

(0.164)

1.964

 

0.002

擠進

煤炭業

2.914**

(0.129)

-2.807**

(0.004)

1.004**

(0.374)

1.924***

(0.151)

-2.844**

(0.299)

0.191

 

0.005

擠出

教育

2.007**

(0.159)

-2.002**

(0.054)

0.091***

(0.102)

0.169*

(0.004)

0.832**

(0.002)

1.097

 

0.002

擠進

環保產業

2.002**

(0.154)

-2.124**

(0.138)

1.021**

(0.814)

2.044**

(0.159)

-1.594**

(0.151)

1.349

 

0.001

擠進

金融業

2.311**

(0.152)

-2.774**

(3.129)

1.031**

(0.154)

1.144**

(0.128)

-1.147**

(0.156)

0.565

 

0.001

擠出

 

注:1.括號內為估計系數的標準差;2. ******分別表示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3.Wald檢驗的原假設為“E=1”,即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不相關。

從表3可看出,所有領域的系數都顯示了正確的符號,說明設定的總投資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適用性。對于我們所關心的參數E,相應的Wald檢驗顯著地拒絕原假設“E=1”,說明在以上領域中,政府投資必然會對民間投資產生影響,只是影響方向和程度有所不同。

農業領域,E=2.699,根據前文的定義可知,政府的支農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較大的“擠進效應”,政府支農投資增加1單位,會“擠進”1.699單位的民間農業投資。近年來,我國中央財政持續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力度,大量資金用于加強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充分重視民間投資對引導農業生產、優化供給結構的重要作用,尊重基層創造,營造改革的良好氛圍。

制造業領域,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該行業的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排斥作用大于帶動作用,總體表現為“擠出效應”,新增1單位政府投資,會減少0.658單位的民間投資。與國有制造企業相比,民營制造企業在規模、政策、資金、信息、人才、技術等多方面都處于相對劣勢地位,所以當政府加大對制造業的投資時,民間投資者會相應改變對未來收益的預期并做出反應,減少投資。

在房地產業,實證分析表明政府的房地產投資對民間房地產投資具有明顯的“擠進效應”。擠進效應值為6.49,由于房地產業本身技術性低、收益高,是民間投資者較為偏好的投資領域,如果政府加大對某地房地產業的投資,民間資本必然會受到政府政策影響,跟進投資,2008年以來,我國房地產業的民間投資額占全國民間投資的1/3左右。如此龐大的投資基數,使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進效應”更加明顯。

在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實證分析顯示,政府的研發投資有利于促進民間研發投資的發展,政府研發投資每增加1單位,會吸引0.964單位的民間研發投資。任何一個國家的創新體系中,政府部門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我國同樣如此。我國的政府研發投資大體上從三個方面影響著民間研發投資:其一,集中財力承擔一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和工程開發工作,產生新的知識,這些知識大多具有正的外溢性;其二,政府投資的科技研發成果項目,能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其三,政府可以成立專項資金,為研究人員提供培訓。隨著國家的發展,政府研發投資和民間研發投資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煤炭業,實證分析表明,政府公共設施投資會抑制民間公共設施投資,前者增加1%,后者會相應減少0.809%。原因可能是:我國政府對煤炭業領域實行限制性的準入政策,民間資本在該領域的生存空間十分狹窄。因此,一旦政府加大投資,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民間資本將被迫退出該行業,從而表現為政府投資對已有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

在教育領域,實證分析表明,政府教育投資對民間教育投資有擴張效應。這是由于我國的政府教育投資具有正外部性,提高教育的質量和效益,對國民素質提高、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深遠的意義。政府投資即會引導民間教育投資增加,實現整個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但是,政府投資對教育投資的導向性較低,“引進效應”不高,僅為0.097。原因可能是,長期以來,我國國民教育基本是由國家財政供養,教育業還未完全對民間資本開放,有較高的進入門檻,對投資教育的資格審查極其嚴格。其次,由于教育制度的特殊性,我國教育業具有明顯的行政化特征,大部分教育機構如中小學校、高等院校都是政府開辦和直屬的,體制內和體制外存在明顯的界限,而這個界限對于民間資本來說是一條無法逾越的紅線。

環保產業,實證分析顯示,政府投資有利于促進民間研發投資的發展,政府研發投資每增加1單位,會吸引0.349單位的民間研發投資。原因可能是:環保產業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政府投資增加環保產業的資金投入,會提高環保產業的科技研發水平,不僅使環保企業的創收盈利增加,也會使社會生存環境得到極大改善,從而有利于引導民間資本進入。

金融產業,實證分析表明,政府投資會抑制民間投資,前者增加1%,后者會相應減少0.435%。原因可能是:我國的金融產業并沒有完全對民間資本開放,有較高的進入門檻,資本審查比較嚴格,民間資本在該領域的生存空間十分狹窄。因此,一旦政府加大投資,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民間資本將被迫退出該行業,從而表現為政府投資對已有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

從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國,不同行業中的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會產生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影響。一般而言,在市場性較強、民營資本較集中的經營性領域,政府投資會對民間投資產生顯著的“擠出效應”,如制造業;在民間資本限入或不愿進入的領域,政府投資同樣會“擠出”民間投資,如煤炭業、教育業和金融業;在基礎投資薄弱、發展滯后的領域,政府投資會對民間投資產生顯著的“擠進效應”,如農業、環保研發產業。以上實證分析結果對我國如何通過投資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    政策建議

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關系問題,不僅是一個事關國民經濟穩定的宏觀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事關市場經濟能否順利運行的體制改革問題。通過前面的實證研究,對八個產業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擠進、擠出關系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接下來,我們著重于“應該怎么做”的問題,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

通過前面的分析可知,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顯著差異。在經濟短期增長中,政府投資扮演了更為積極的角色,民間投資的作用雖然同樣為正,但不如政府投資明顯。在經濟長期增長中,政府投資主要依靠帶動民間投資來發揮作用,民間投資的作用不斷增強。縱觀我國社會投資的發展史,其實是政府投資不斷相對縮減、民間投資不斷相對擴張的過程,這是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迎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

首先,我國政府投資不能只是“以經濟建設為主導”,而應轉向“公共服務型”。應該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正確看待和處理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關系,實質上就是如何使政府和市場各歸其位、各自充分發揮其資源配置職能。政府投資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除了特殊時期之外,盡量不要過多地干預經濟,而應以提供人們生活、生產等公共產品為政策目標,讓市場更加充分地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以提高經濟要素生產率,并且有步驟地向市場放權,以避免政府失靈。

現階段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有賴于民間資本的廣泛參與。可以預言,民間資本將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助推器”。實證分析表明,政府投資只能在短期內促進經濟發展;而民間投資對我國經濟兼有短期和長期的增長作用,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相比政府投資,民間投資的效率更高。在教育、環保等領域,逐利的民間資本并沒有因為這些政策而顯得沖動,目前更多地保持著一種觀望態度。很顯然,政府的引資政策還不到位。這就要求政府出臺更加開明、開放的政策,并切實拿出促進民間投資發展的執行力,要讓民間投資者看到投資的利益和價值所在,增強民間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政府投資要合理引導民間投資進入農業、制造業、房地產業等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具體來說,農業領域要加大民間資本的投資力度,著力破解制約我國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結構性障礙、體制性壁壘,培育新型市場主體,激活農業要素市場。在制造業領域,要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進入領域,取消或降低行業準入的制度限制,建立、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加強服務和指導,為民間投資營造良好的服務環境,解決融資瓶頸,為民間投資提供資金保障;在金融業領域,要解決民間投資地位不平等的問題,確保其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鼓勵民間分散資本集中化;總之,實踐早已證明,單憑政府投資難以支撐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我國當務之急是要盡快讓民間資本來“接力”,可以通過延長政策周期,建立政策效果評估機制等來強化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引導作用,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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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唐飛鵬.我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關系研究[M].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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